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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闻血案

2025-08-27 08:45:55

原标题:李闻血案

李公朴

图为1946年7月28日闻立雕(右)、闻立鹏(左)在重庆追悼大会上。

闻黎明供图

▲1945年8月12日,闻一多获悉日本投降,立即兑现诺言,剃去八年长须。

闻立雕供图

闻一多女儿收集的沾满闻一多鲜血的血土。 闻黎明供图

1946年7月11日深夜,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李公朴在昆明突遭暗杀。

四天后的7月15日,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上,同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的著名学者闻一多发表演讲。他掷地有声地说:“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,前脚跨出大门,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!”

话音未落,就在当天下午,闻一多竟也遇刺身亡。时人记录闻一多先生的那次演讲文稿,即为著名的《最后一次讲演》。

一城之内,五日之间,两位著名的民主人士、知识分子接连被害,舆论哗然。谁是凶手?

闻一多遇害一个月后,案件“侦破”,两名凶手被“公审”枪决。然而,真相远远没有被揭开。

因“李闻血案”受到惩罚的,其实只是几个无名小卒。举世皆知,李公朴、闻一多之死是一场政治暗杀,真正的凶手是国民党政府。就连负责调查此案的国民党要员也曾暗中认为,这场暗杀出自蒋介石的授意。

多年以后,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公开,人们发现,说蒋介石直接授意制造了“李闻血案”,或证据不足,但他对李、闻等民主人士的仇视和一再下令“打击”,在处理“李闻血案”时种种处心积虑的安排,以及最后“葫芦僧判断葫芦案”的结果,表明他和李公朴、闻一多之死并非毫无干系。

这场民国后期最著名的政治暗杀,把国民党专制统治之黑暗暴露无遗,对民心向背和众多民主人士、知识分子在国共之间的抉择发生了深刻影响。

“闻一多夫”

1946年7月17日,蒋介石正在庐山游山消暑,观景散心。他惬意的心情被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打破——短短五天,李公朴、闻一多相继在昆明被暗杀身亡。

这一天,蒋介石第一次在日记中提到了“李闻血案”,他这样写道:

昆明连出暗杀案二起,先李公朴,次及闻一多,皆为共党外围之民主同盟中党酋,应特加注意,彻究其凶手,以免共匪作污陷之宣传。最可耻者,以此案出后,在昆之民盟酋首八人皆逃至美国领事馆,求其保护,此等智识分子而且皆为大学有名之教授,其求生辱国,寡廉鲜耻。平时自夸所谓不畏死者,而其畏死至此,书生学者毫无骨格乃如此也,可痛!

平时日记中每事仅记寥寥数语的蒋介石,这次花费了150多字的笔墨记述昆明之事。日记中,蒋的第一反应是担心事件被共产党利用,此外便是对“最可耻”的民盟成员避去美国领事馆的谩骂。对于惨遭意外的李公朴、闻一多二人,蒋介石笔下未见丝毫同情,反而将他们称为“党酋”。

以“酋”称呼一党之首领,言语之下的情绪显而易见,更何况,这个“党”在蒋介石眼中,还是他一生恨之入骨的“共党”的“外围”——中国民主同盟。

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于1941年,起初名为“中国民主政团同盟”,由多个党派和社会组织联合组建,组织相对松散,有“三党三派”之称。1944年,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“中国民主同盟”,由团体会员制改为个人申请参加,其成员多为当时的社会贤达、民主人士、知识分子。

民盟当时的主席是著名民主革命家张澜。李公朴和闻一多,其实都不算是民盟“党酋”,只是民盟中央执行委员。

加入民盟前,李公朴就是颇有声望的社会活动家。早在1936年,他就担任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执行委员。因为积极呼吁全国各党各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、释放政治犯、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等,他被国民政府以“危害民国”罪逮捕。当时,他是著名的“七君子”之一。

抗战胜利后,李公朴担任了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兼教育委员会副主委、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央委员,继续投身于反内战、争民主活动。1946年2月10日,重庆各界万余群众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,国民党特务当场打伤民主人士60多人,制造了“较场口血案”,李公朴就在其中。

与李公朴相比,在西南联大教书的闻一多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诗人、学者,他同时是民盟中央执行委员、民盟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。

1945年8月12日,闻一多在获悉日本乞降的第一时间,就把留了八年的长须剃掉了。之前,他曾经发誓,抗战一日不胜利,就一日不剃须。可是,没过多久,闻一多就感觉到了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阴影。同为民盟成员的好友李公朴打趣他:“你的胡子是不是剃得早了些?”闻一多回答:“那就把它再留起来!”

1945年12月1日,国民党在昆明出动大批军警和特务,袭击西南联大、云南大学等学校,殴打学生,投掷手榴弹,导致4名师生遇难,50多名青年受伤。惨案发生后,闻一多撰写了《“一二·一”运动始末记》一文,控诉国民党特务的暴行,怒斥这是“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”。

1946年6月底,国民党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,为反对内战,闻一多等民盟人士又在昆明发起了万人签名的呼吁和平运动。

此时的中国,民盟是除了国民党、共产党之外的第三方重要力量。虽然没有掌握武装力量,但民盟成员多是李公朴、闻一多、费孝通、潘光旦、罗隆基这样的著名知识分子,对社会舆论有着广泛影响。

热心呼吁和平、争取民主的民盟,其实早就被国民党视为敌对力量。

闻一多的次子闻立雕告诉记者,1946年“五四节”时,云南大学围墙上便贴出了肆意咒骂民主人士的标语,上面把闻一多叫“闻一多夫”,把罗隆基叫“罗隆斯基”,意指他们亲苏、亲共。

蒋介石对民盟的不满乃至敌意是有据可查、有目共睹的。

西南联大常委、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,在1946年2月17日的日记里记载,蒋介石召见他时,曾这样“提醒”他:“张(奚若)、闻(一多)、潘(光旦)等之举动”,“殊于清华不利”。

1946年3月23日,蒋介石约见西南联大三青团干部,听到汇报并联想起西南联大学潮不断的情况,当时就怒火中烧,要求他们“对不法教师侮辱党国,甘为共匪奴属之张奚若、闻一多等,应加以还击”。6月5日上午,蒋介石在中央情报指导委员会上再度明确指示:“对民盟不必姑息,罗隆基、沈钧儒、章伯钧,应施打击。”

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,有历史学者还发现了这样一条密令:“中共蓄意叛乱,民盟甘心从乱,际此紧急时期,对于该等奸党分子,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。”密令没有标注具体时间,也没有所发单位,更没有明确“便宜处置”的方式。

这些话,当然不能视为蒋介石直接下令刺杀闻一多等人的命令,然而,“上有所好,下必甚焉”,蒋介石说对民盟“应施打击”,当然有下属揣摩着他的心思付诸实施。

这个下属,就是时任云南省警备总司令的霍揆彰。

霍揆彰出身于黄埔一期,是深得蒋介石信任的嫡系。按照军统“元老”人物沈醉的说法,霍揆彰杀害李、闻,“原来是想讨好蒋介石,希望改派他当云南省主席”。

闻一多的长孙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闻黎明介绍,根据确知材料,1946年5月间,霍揆彰便召集云南警备总部稽查处长王子民、宪兵十三团团长彭景仁、昆明市警察局局长王巍等,拟定了一个包括李公朴、闻一多、张奚若、潘光旦、罗隆基、楚图南、费孝通等十多人的暗杀名单。

6月24日,霍揆彰在云南警备总部召开治安会议。会上,霍揆彰问道:“现在李公朴、闻一多等跟着共产党跑,在昆明闹得很凶,几乎搞到我们总部门前来了,我不知道政治部做什么的,你们看怎么办?”

他们商量出的办法,是暗杀这些民主人士。按原拟计划,暗杀方式是不露痕迹的绑架、活埋,但执行暗杀行动的国民党特务,却采用了更简单直接的血腥手段。

最后的日子

闻立雕说,如果闻一多愿意,他其实是有可能躲过这一劫的。

1946年5月,抗战胜利已将近一年,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正式宣告结束,清华、北大、南开等学校的师生,已经开始陆续北迁,准备回到北平、天津的原校址复校。

昆明城内,针对闻一多等民主人士的明枪暗箭,这时正愈发明显。当时不满18岁的闻立雕,曾在西南联大校内的近日楼附近,亲眼看到要用四十万元买闻一多头颅的标语。

眼见昆明的白色恐怖越演越烈,闻一多的朋友和同事都劝他早日北上。只是,闻一多是云南民盟的主要领导之一,还想多留一段时间。另外,妻子高真患有心脏病,承受不了陆上交通漫长颠簸,闻一多想让全家乘飞机返回北平。可是,当时大批战时疏散到后方的机关、企业、学校都要北迁,机票哪儿那么好买?

6月20日,西南联大分配来两张飞重庆的机票,闻一多让次子闻立雕、三子闻立鹏先飞往重庆,在那里等全家到齐后再同返北平。闻立雕至今记得,父亲叮嘱他和弟弟路上要注意身体,“怎么也没想到,这一走竟成了永别!”

7月11日,西南联大最后一批北迁的同学乘汽车离开昆明。当晚10点多,李公朴与夫人张曼筠看完电影,乘坐公共汽车回家,车至青云街,李公朴夫妇下车,经学院坡小巷慢慢往回走。刚要上坡,只听后面轻轻的“啪”的一声,李公朴突然倒地。张曼筠赶紧去扶,这才发现李公朴的后腰全是鲜血,他中枪了!第二天凌晨四点,历经“七君子”事件、“较场口血案”都大难不死的李公朴,永远闭上了双眼。

李公朴遇刺已经让昆明人心惶惶,闻一多家中又得到更恐怖的消息,说暗杀者有个黑名单,李公朴排第一位,接下来要暗杀的就是闻一多。有天半夜,一名不认识的青年跑来报信,说三青团某人传出消息,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决定按南京密令首批暗杀四人,逮捕十余人,闻一多就在名单上。

种种刺激下,高真与家人忧心忡忡,闻一多却不以为意。7月15日上午,昆明学联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。为安全起见,家人和朋友原本都不让闻一多出席,可他只答了一句:“李先生为民主可以殉身,我们不出来何以慰死者?”争来争去,最后达成协议:闻一多只出席,不发言。

可是,走进至公堂,看到李夫人张曼筠声泪俱下地汇报李公朴被刺经过,话语常因悲恸中断,闻一多再也按捺不住,他走上前扶着李夫人坐下,随后即席慷慨陈词。

“今天,这里有没有特务?你站出来!是好汉的站出来!”

“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,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!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!”

“我们不怕死,我们有牺牲的精神,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,前脚跨出大门,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!”

报告会后,闻一多到民主周刊社参加记者招待会。长子闻立鹤不放心,特意护送父亲到民主周刊社门口,下午五点多散会后又去接父亲。

民主周刊社离闻一多居所不过200米左右,距离居所大门只有十多步时,枪声突然响起,子弹像雨点一样朝着闻一多射来。

密集的子弹中,闻一多头中三枪,胸部、左腕也被击中,闻立鹤身中五枪,肺部被打穿,一颗子弹距离心脏仅有半寸……

听到枪声的高真和家人奔出门外,急忙将父子俩送去云南大学医院。19岁的闻立鹤从死亡边缘捡回了一条命,可闻一多的伤是致命的,47岁的他被送到医院时,已经没有一丝生命迹象。

“明杀”

仅仅五日之内,李公朴、闻一多这两位民盟中央执委,接连惨死于同城,这消息让人们震惊,愤怒的抗议一时席卷而起。

正在南京参加国共和谈的中共代表团周恩来、董必武、邓颖超等人,联名发来唁电,称李闻之死“中外震惊,令人捶心泣血,悲愤莫名,真不知人间何世!”

闻一多遇难时,清华大学校长、主持西南联大工作的梅贻琦也在昆明城内。傍晚五点多,潘光旦教授的夫人忽然急急地跑来,说闻一多在回家的路上被当场枪杀。梅贻琦惊愕不已,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:“察其当时之情形,以多人围击,必欲置之于死,此何等仇恨,何等阴谋,殊使人痛惜而更为来日惧尔。”

闻案发生后两天的17日清晨,远在重庆的闻立雕、闻立鹏还不知情。两人正准备吃早饭,旁边的校友递过来一张报纸,赫然印着父亲遇难、大哥重伤的消息。15岁的闻立鹏当场大哭起来,闻立雕急得要回昆明,好不容易才被教授和校友们劝阻。回去就是送死,两人悲愤难忍,当即写下《谁杀死了我的爸爸?》一文,发表在第二天的《新华日报》等报刊上,“要政府立即缉拿凶手和幕后主持人,替我爸爸报仇……”

暗杀的真相,查起来并不难。

李公朴之死的确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暗杀。或许是行凶者尚有顾忌,行刺时间是夜里十点多,地点也选了一条少有行人的偏僻小巷,加上暗杀使用的手枪紧贴在李公朴后腰,仅有“甚小之爆炸声”,连同行的张曼筠也是在李公朴倒地后才发现的。

与李公朴之死不同,闻一多可以说是牺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“明杀”。他遇刺的地方,距离设在翠湖负有全省治安之责的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仅200米左右,周边不远还有两个派出所。刺杀时枪声很大,连隔着几条街的云南大学也听到了。当时正在云南大学的费孝通曾回忆说,他就是听到枪声方“冲出办公室到校长家中暂避”。更为夸张的是,行凶者似乎有恃无恐,多人围击,撤退时连弹壳也没有捡回。

闻黎明说,从现场留下的弹壳可以判断出,行凶者用的是20响连发的小型盒子枪,这种枪当时是很先进的,在云南只配备给了警备总司令部。显而易见,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难逃干系。

蒋介石在17日获悉李公朴、闻一多相继遇刺的消息。从当天的日记中可以看出,此前蒋介石似乎并不知情。他在当天还给霍揆彰发了电令,要霍“负责缉获正凶”,要求“警备司令部应负全责”查案。

不过,蒋介石也并不是完全信赖霍揆彰,他同时命令警察总署署长唐纵亲赴昆明,主持破案。根据1991年出版的《唐纵日记》记载,闻一多案发生后,无论国民党中央,还是蒋的侍从室情报部门,均一头雾水,弄不清楚:“昆明近日接一连二的凶案……究为何方所为?”国民党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几度开会商议,均不清楚状况。

而这样的暗杀行动,最先被怀疑的,是历来惯用暗杀手段的军统。沈醉当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,他在回忆录中记载,蒋介石从庐山打长途电话到南京责问毛人凤,毛人凤也回答不出是什么人干的,只能保证说他没有叫人干这件事。蒋介石大为光火。

奉命去昆明查案的唐纵,对能查出什么结果心里没底,他倒是先和毛人凤等军统头子商量出了一个“结果”。

据参与讨论的沈醉回忆,这个“结果”是“要来一次对中共的诬陷”,他们准备带两个人到昆明,叫他们在公开审讯时承认是凶手,而且还要吞吞吐吐地说出和中共有关,但又不能完全承认是共产党。

沈醉根据唐纵的要求,亲自去重庆的看守所中寻找这样的“凶手”。这样的人需要满足的条件不少:得是违反纪律被处分的军统特务,有积极性“戴罪立功”;要经得起反复审讯而不露马脚;要没有担任过公开职务、没有“露过相”……“凶手”审讯后会被判死刑,唐纵许诺,行刑前会用其他死刑犯替代,而这两个人会被派到远离云南的东北、西北去任职。

沈醉还没把两个“凶手”找齐,就接到毛人凤通知:别找了,军统云南站已经有了线索。

也许是为了洗清自身的嫌疑,军统以极高的效率查清了李闻血案的来龙去脉。暗杀李、闻的凶手,全部是当时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特务营与稽查处的人,凶手的职务、姓名和事先的布置以及行凶情况等都已一清二楚。主谋就是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揆彰。

唐纵在7月23日飞抵昆明,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:“下机后(郑)修元、(李)毓桢、(龚)少侠等报告李闻案真相与经过情形,余诫以对外谨慎言论。”

考虑到霍揆彰是自己的湖南老乡和黄埔同学,唐纵决定先找霍揆彰面谈,没想到霍抵死不认账。唐纵无奈,只得向蒋介石汇报,蒋气得当着唐纵的面,就大骂霍揆彰是疯子。

这时的“疯子”霍揆彰,不但不准备认罪,还自作聪明地又设计了一个一箭双雕的伎俩。

(下转第16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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